无论是美国奥巴马政府，还是日本安倍政府，在促进本国经济摆脱危机中，都借力股市上涨推动经济复苏。

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时，发明了金砖四国(Brics)概念的的高盛(GoldmanSachs)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吉姆·奥尼尔(JimO'Neill)一语中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决策者故意要放慢，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在起作用。例如，4月25日公布的数据表明，一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从去年年底的4.1%小幅下降至4.08%。

执掌中国经济的李克强总理坦然接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降档，他在去年9月于大连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承认，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而在中国，只要GDP增幅降低到8%以下，就会立刻引发国内外的严重担忧。许多其他经济体的经验证明，这种信贷扩张速度是危险的，已经引发了严重社会问题的房地产泡沫便是最直观的体现。惠誉国际评级 (FitchRatingsInc.)的估算更加悲观，它认为中国现在每放出人民币一元贷款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回报仅为2009年以前的三分之一。眼下各级政府身上最大的压力在于财政收支的不平衡，这种状况自去年起就已出现，今年更加明显。

而晚于GDP数据一周后公布的汇丰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虽然由3月份的48.0上升至48.3，但该数据位于50荣枯线下方的事实表明中国制造业仍然处于萎缩状态，只不过下滑速度略有减缓。这种现状必将严重威胁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不由令人忧虑一场中国式次贷危机的爆发。一是从资本供给来看，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很高，从1978年到2000年，储蓄率一直维持在38%左右，具体来看，1978年、1990年和2000年的储蓄率分别为37. 9%、37.5%和37. 7%。

那么，会不会有第二个意外之喜，维持40多年的高增长?从我国的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来看，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目前我国人均GDP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二十年之后可能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的水平，所以仍然有20年较快发展的可能性。现在这个弹性系数增加了，新增1000就业不需要10%的增长率，而只需要7 %的增长率。

最乐观的看法来自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 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变动趋势来看，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这个周期大致是10年。一是要消除行政性垄断，除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行业外，都应该允许非公经济进入。

二是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席卷全球，风水轮流转，美国和欧洲都没能幸免，唯有中国还没有出现危机，由此推断这次该轮到中国了。另一方面通过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利用率。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比2011年减少345万。在悲观论和乐观论之间还有一种中庸的看法，就是接近10%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但7% -8%的中速发展还可以持续10至20年。

也就是说，土地交易金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到2012年已经超过30%，金额上达到12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名副其实地出现经济虚拟化、经济地产化。另一个底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超过3.5就是通货膨胀，因此也要尽量避免，如果追求过高的增长率就有可能突破这个线，而且会遇到环境和资源的硬约束。认为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潜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从劳动力供给来看，我国的城市化率刚过50%，还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可供转移，还远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

1999年低谷的时候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但由于WTO红利，又出现了一个10年的高增长，这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可以说是意外之喜。另外，外商投资也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外企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增加100万，所以要维持新增就业1000万，就要实现10u/o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过去的十年一直保持高增长政策基调。从提高效率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是目前可挖掘潜力最大的领域。

自从房地产热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逐渐大于资本形成总额，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有关经济增长问题上的分歧 关于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国内外学术界看法分歧很大。从这个规律来看，经过近两年的低谷之后，有可能出现新的高增长周期。三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不相信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有效性。2000年至2002年的数据代表了房地产热出现之前的情况，资本形成总额略大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约多5 %左右。7%的增长率带来1000多万的新增就业，就可以基本解决就业问题。

进入本世纪以后储蓄率逐年提高，从2007年开始超过50%，如2007年的储蓄率为50. 4%，2012年的储蓄率为50. 5%。目前我国的政策基调就是7%-8%的经济增长率，主要依据是两个底线论： 一个底线是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不能超过3. 5%。

从效率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斯密增长;其次是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熊皮特增长;再次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之为奥尔森增长。新增就业对GDP弹性系数的变化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服务业比重的提高。

四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大都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很少国家能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此推断中国也会止步于中等收入，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国企改革将会释放大量的改革红利，这个红利将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

同时由于缺少竞争机制，降低了其改善效率的动力，久而久之，垄断企业会成为效率低下的企业。三是对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应从资产管理转向资本管理，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而从2003年开始数据发生变化，从2003年两者差距很小一直发展到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资本形成总额大出30%以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处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劳动力要素增加较快，在三十多年间大约有2.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上来。

未来一段时间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依然存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20多年高增长后经济增长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国内储蓄率下降。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还有多大潜力，阻碍我国经济长期增长主要因素是什么，应采取哪些措施，这些都是目前亟需弄清的重要问题。进入专题： 经济增长 。

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从两个方面论证： 针对乐观论，主要从环境资源约束以及城市的承载力等方面看，继续维持10%左右的高增长一是不可能，二是有害;针对悲观论，主要从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差距来论证持续增长的潜力，就是说人均GDP在达到美国的50%之前中速发展仍然是可能的。以经济出现低谷的时间点来看，1981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为5.2%;1990年的经济低谷经济增长率为3.85;之后是1999年经济增长率7.6%;下一个就是最近的2012年7.7%和2013年的7.7%。

我国依靠技术引进、外商投资等途径可以学到外国先进技术，学习成本低于原始创新成本，所以技术水平提高很快。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年缩小，通过后发优势提高技术水平的速度会有所减慢，但仍有学习的余地。最悲观的看法是中国的好日子过到头了，以后会进入长期的低增长时代、甚至是负增长时代，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主要障碍因素及对策 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看，资本方面主要障碍因素经济的虚拟化，大量资金沉淀在土地上，无法形成有效的资本形成来拉动GDP;从劳动力层面看城镇化水平落后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影响了劳动力利用效率;从效率层面看，最大的潜力在于垄断性国有企业改革，通过改革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为什么说是意外之喜?因为从国际上看，8%以上的高增长维持20多年的只有东亚几个国家，如，日本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韩国的60年代至80年代，都是20多年，维持30多年的确实只有中国一例。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制度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

除了要素投入外，效率提高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有关研究表明，就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来说，70%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投入增加实现的，另外30%是靠效率的提高。

这一部分不应由政府决定，而应通过充分的讨论以人大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最大限度地降低随意性。但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由此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许多争论。